八大山人“癸昭阳涉事”的隐笔

赵?锐

有明一代，摹古之风遍被名家。崛起吴门的文沈及余绪，融恣意与仿摹于一体，在朝野画坛之上，声势颇盛地将文人画衍为主流。诸家直抒胸臆的逸笔，根底与本质未脱摹古之范，及至“四王”山水，元人的“有我之境”，逆向地框入一种不失雍雅，但章法严谨而趋僵的风格化图式。

八大山人孤独而绝前地鼓腹而歌，搦翰而绘，兼化梁楷的减笔与倪瓒的逸笔以及不可遏制的愤闷，以极简的线条与墨色，在巨幅白纸之上，达到中国写意画持黑守白的极至之境，超凡脱俗地结束了中国绘画的中古历史。

《孤禽图》是八大绘画艺术的经典诠释。整幅画面孤禽一只，一足站立，无着无落，空灵寂寥。朱耷花鸟画，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对所画的鸟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孤鸟 “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

八大是禅宗曹洞宗传人，曹洞宗为禅宗南宗五家之一，由于良价禅师在江西宜丰洞山创宗，其弟子本寂在吉水（今江西宜黄县）的曹山传禅，故后世称为曹洞宗。曹洞宗云其门风“其位玄玄”，意即道不在外，而在心悟。“鸟道而学”，强调是则是空观，如鸟之行空，去留无迹，孤鸿灭没，无影无形。置身佛门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即使晚年离开佛门，思想仍在禅道之间。行鸟道，作为曹洞宗的立宗理论，对八大深有影响。八大花鸟画的独特表现形式，其造型特点、境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洞宗“行鸟道”思想的影响。行鸟道，不逢一人，是说没有影迹。足下无丝，是说无所羁绊。

本幅款识“癸昭阳涉事”，似纪年之署，实则伏有隐笔。

据《尔雅·释天》：“（太岁）在癸曰昭阳。”昭阳，古时十干中“癸”的别称，用于纪年。此款识只有天干，没有地支。略考八大款识与绘画风格，可以把创作年代，缩小至康熙癸亥年（1683年）或康熙癸酉年（1693年）。

画史专家考证，有“涉事”款识的八大绘画，目前存世的作品，集中在70岁之前的五年左右。70岁以后的作品中没有发现。进一步可以确定为1693年作。

“涉事”二字，可能并非一种常规化的署款，如八山笔下的孤禽一样，深隐地表达一种态度，一种暗喻。

八大的杰出与不凡，是之无可增删的简当构图中，兼有已达至境的艺术完美与丰富而晦密的世情隐喻。它是八大作品独具的面目，中国绘画史上没有此例。他将绘画称为“涉事”，突出的就是无心思想。八大在写给友人方士管的信中，也曾说过“涉事一日即作画一日之意”。 

八大作品多不署年款，画多有暗隐，如八大山人的写法，极像“哭之”又像“笑之”，暗喻亡明后裔的复杂心境，不复赘言。八大曾云：“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此幅年款只署天干，隐去地支，也是别有一番用意。

从史料得知：昭阳，楚将军也。其祖父昭奚恤为春秋时楚宣王（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42年）大臣。楚王族本姓芈，本支为熊氏，另分为昭、屈、景三氏。《史记·项羽本纪》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昭阳率兵攻打越国，杀死越国国君无疆，使兴化一带并入楚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昭阳又率兵攻打魏国，得襄陵等八邑，此战在古代军事史上影响颇大，称“楚魏襄陵之战”，威震齐、燕、赵、魏、秦、韩六国。为此，楚怀王将传国之宝“和氏璧”赐给昭阳，又将“古勃海之地”封为昭阳食邑。

昭阳的有关事迹，记载于《国语》、《战国策》和司马迁《史记》及地方志等史籍中。成书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兴化县新志》载：“阳有惠政，邑人祠而祀之。死葬于西山，去城三、四里高阜，隐隐隆隆，今俗称‘山子庙’者是。”“勃海镇军压六王而霸楚，阳山食采留三户以诛秦”。由此判断款识有隐喻双关之意。似乎可解释为 “（芈）昭阳涉事”。如此就清晰了，我们知道朱耷为江西人，为古楚地也。以此暗隐可以昭示八大的复杂悲愤的遗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