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川端康成大概算得上是中国“清初四僧”之一的八大山人（1626-1705年）的异国知己和隔代知音了。这位幼年失去双亲、终生忧郁孤独的文学家极为热爱美术，尤其是中国古代艺术。在他22件最珍贵的私人收藏中，八大山人《群鹿图》是其最拳拳服膺的。在日本新潮社所出川端康成全集的《卷首画解说》一文中，川端康成说：该画画面上“深广的空间与突出的巨岩和大树相对，构图奇妙，森严中透着柔软……透过这幅《群鹿图》，我被八大山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
川端康成珍藏《群鹿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是八大山人“简省”的艺术追求与自己是一致的，而北京匡时拍卖这次秋拍推出的《柏鹿图》也是此中杰作。同时，八大山人笔下的“鹿”也极为少见，这显然与他不肯对人言的身世息息相关。“鹿”谐音“禄”，本来是中国画中最常见的意象和题材之一，历代名家多有所作。但八大山人既为明皇族后裔，丧国、灭族、亡家之痛自然比一般人深刻得多，加上“受性偏孤”，也不可能像石涛一样渴望着为新朝所用，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少说少做，以全身远祸，这就使得其艺术创作也带上了浓重的“少”的影子。同时，八大山人也注定是远离政治远离“禄”位的，这也是他通常拒绝“鹿”题材入画的重要原因。
不过到了晚年，大约因为迫于生计，八大山人以卖画为生，因此不得不多以世俗题材如“鹿”入画，并搭配以松、柏等常绿植物，取长寿多禄之意。因为是卖画营生，故其构图多有类似，造型亦颇相近，但又常常于构图重复、造型近似中能出以新意而别开生面，《柏鹿图》即是一例。
《柏鹿图》构图疏简，但八大山人花鸟画的诸种特点却从中可以窥豹一斑。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承袭白阳陈淳、青藤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其特点是通过象征手法，对所画的花鸟、鱼虫进行怪异的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甚至将动物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画中鹿唇撇向一侧，与一对刻意突出的白眼形成映照，似乎正冲着读者切切冷笑。
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八大山人此帧《柏鹿图》中，鹿角的倒八字与柏树主枝的八字在形状上的对比反照似乎暗含了某种奇怪的深意，而且是刻意为之的。这从柏树的八字形枝并非自然生长而具有转折曲伸而是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平面即可看出端倪。考虑到八大山人署“八大山人”款也会有“哭之”“笑之”之说，这种奇怪的做法和表现就只能以有意为之来解释了。至于八大山人想通过这样的刻意来表现何种深意，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似乎不太可能考索出来。
另外，在怪石和鹿的躯体方面，八大山人又发扬了他一贯的“春秋笔法”。层层嶙峋的怪石突兀斜立，与鹿的身体构成相互支撑。但同时，画面看起来又似乎是宛如巨兽的怪石正追逐着扑过来，并意欲碾压这条鹿，而它则早已因瘦弱的四肢不能支撑肥硕的身体而变形。在八大山人的符号系统里，怪石也许是高压政治的象征，或者是窘迫生活的另一种表达，而鹿则颇有自况之意。
这一符号系统在八大山人其他以柏（或松、椿等）、鹿为题材的作品中每每多见。如上海博物馆藏八大山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作《椿鹿图》（附图一），除了将此幅《柏鹿图》中的柏树从中景挪为远景之外，其余构图、布局极为相似。而在同年所作《松树双鹿图》中，尽管两条鹿正处于甜蜜的漩涡中，但远景中岌岌可危的岩石却又提醒读者：生命之虞时时刻刻都在身边。
同样，关于画幅中柏树的处理亦可看出八大山人的用心。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除了“天下一人”的宋徽宗赵佶外，似乎没有人敢在画幅正中画一株树，作“承天”势。但八大山人既以“八大山人”为号，所谓“八大山人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其自视奇高（或许是刻意为之也未可知）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他也不怕在画中透露此等心事，有意将画中的松柏之类树木处理成“承天接土”之势。《快雪时晴》（附图二）亦复如是。此类心事，以《柏鹿图》与宋徽宗《听琴图》一较，即可揣得。
“毫无疑问，北京匡时这次拍卖的《柏鹿图》是八大山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一位对八大山人画作颇有精研的收藏家说。同时，这也是近年市场上流通的最好的八大山人“柏鹿”题材作品。此前，国内各大权威出版社都将《柏鹿图》收录其中，如文物出版社的《古代书画图目》、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家作品丛书 八大山人》和《八大山人书画编年图目》、荣宝斋出版社的《八大山人画集》和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八大山人全集》等。（罗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