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作品具有极强的风格化特征，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此画可以看出，朱耷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在泼墨大写意的基础上，做了个性化的发展，笔墨放任恣纵，清逸横生。几条枝干撑起了整个狭长的画面，树下石上立一八哥，下面的石头，皴擦简率，逸笔草草。画面上端立另一形象简练的八哥张开翅膀抓于树枝。

朱耷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代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代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于沈周、徐渭、陈淳的粗放画风。其绘画取法自然，笔墨简练，独具新意，大气磅礴，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数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均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此画虽疏疏落落，然全图起伏跌宕，浑然一体。虽然朱耷画坡石源于董其昌，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其画用墨淡雅清润，既受林良、吕纪水墨花鸟画用墨之法，又得董其昌逸笔淡墨之诀。然朱耷所用多为生宣纸，故其清润或出于干笔皴擦，或出于水墨淋漓。此作最大的特点在于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疏密相济、意境高旷。

今人一提及八大山人的画，往往立即想起他的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形貌十分怪异的禽鱼等动物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又往往令人联想到“愤世嫉俗”之意，或“不宁与哀思”的情味。正如郑板桥也曾说八大的画为：“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确实道着了八大画风的最基本的特点。从内容方面说，“泪点”是指他的忧伤的情感表露；而“无多”的“墨点”则是指出八大山人的画中所有的“笔墨”形式的高度简洁精练，甚至可以说，他的“笔墨”已简到不能再简的地步。八大山人能在一大幅画面上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尾鱼或一只鸟，但形态变化十分丰富。他的某些存世精品之作，懂行的观者几乎很难去找出其中可以取消的赘笔，同时也很难设想其中何处还能多加一笔。清代的评论家秦祖永也曾说：“八大画以简略胜”，可谓切中肯綮。而这个特点又不限于他的花鸟画，在他的山水画中也同样能见到。

中国绘画史上，自北宋的一些画家和哲人提出了“不求形式”的美学原则之后，数百年来，许多画家大都在这个极富现代精神的观点感召之下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实践，经过了长期积蓄而到明末清初，遂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明末的徐渭和董其昌在花鸟画及山水画一领域均进行了变革。在这个基础上，继踵而起的是清初画坛风起云涌又蔚为大观的“四僧”及“四王”等极具现代情味的艺术思潮。这两大画派虽然风格迥异，但美学实质却无分轩轾，一个最根本之点，即在于他们都已明确意识到“笔墨”的“独立”品性。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论描摹的是花鸟还是山水—即“画什么”的问题，已退居于次要地位（“不求形似”）；而“怎样画”—画家的个性化的“笔墨”，才是画幅上的真正主角。这种“抽象美”的艺术形式之中蕴含的正是画家胸中奔涌的“自我”精神，也就是石涛一再申说的“我自发我之肺腑”之真意。但八大山人却从不爱发议论，只愿埋头作画。

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自家民族的绘画因缺乏研究而导致认识模糊，有些人简单地把它认作“封建落后”的文化而否定之；但当代有识见的西文学者却已认识到明末以来的中国画所具有的现代艺术品性，有人甚至把明末的董其晶和他们西方的“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相媲美。那么，如果把清初的八大山人等人比美于现代西方画家如马蒂斯或毕加索等，亦未不可。八大的绘画的艺术水平及价值，较西方现代绘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