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仙柏奉慈闱——乾隆《嵩阳汉柏图》轴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杨丹霞

顷见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乾隆御笔画《嵩阳汉柏图》小轴，用金粟山藏经纸本作墨笔巨柏，直接霄汉。画心纵58厘米，横29厘米。

本幅上方小行书题诗并记曰：“我曾快读杜甫诗，千秋绝作叹莫比。嵩阳今见汉时柏，学步吟怀不能已。久与公孙并得名，颍川嵩岳近尺咫。颍川马鬛尚存无，嵩岳龙身犹故尔。世人安得如汝寿，休论二在一已毁。是时雨后凉飙起，浏莅卉歙声盈耳。金幢玉节舞其翩，瑞凤祥鸾集爰止。栢下平铺金粟纸，写形要欲写其理。浮丘伯，周王子，风雨晦暝翱翔是？倘更逢之亦图彼。巡豫过嵩阳书院，有汉柏二株，古干高枝，干霄蔽日，予盘桓久之，图其大者一本以归，因兼系是篇于右。乾隆庚午孟冬朔日御识。” 

下钤“几暇怡情”白方、“会心不远”白方印；引首钤“写生”朱长方印。本幅正中钤“古希天子”朱文圆印、“八征耄念之宝”朱长方印；幅右上钤“太上皇帝宝”朱方印；树干上钤“味道之腴”朱方印；幅左下钤“敕几典学”白方、“游六艺圃”朱长方印；幅右下钤“石渠宝笈所藏”朱方印共10方。

乾隆庚午为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40岁。就在这年，乾隆皇帝仿效尧禹舜巡狩“五岳”之典，专程安排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巡狩中岳活动。八月十七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并率亲王贝勒文武大臣巡幸河南。九月三十日赴嵩山。十月初一，乾隆帝车驾东行至我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观汉柏，眺嵩山诸峰。而图中所书诗题为“汉柏行”，正是乾隆此次巡游嵩山所写13首诗歌之一，见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二集卷二十一。

据传说，嵩阳书院的三颗汉柏曾经受到汉武帝的御封，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游中岳，因其误将先见到体格最小的柏树封为“大将军”，而在深入书院后看到更大的两棵时，只好依次封为“二将军”和“三将军”了。民间有歌谣传唱说最年迈、高大的“三将军”因不满于屈居第三愤懑而死，剩下的就是粗壮挺拔的“二将军”和佝偻扭曲的“大将军”了。我们将图中汉柏与现存“二将军”的照片比较，并结合乾隆题记所言“图其大者”推断，可以确认，乾隆所画的正是这颗树龄有4500年，高18.2米，围粗12.54米，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二将军”柏。

通过比对实物照片可知，乾隆笔下如实而生动的再现了汉柏形神。其岁逾千年，貌古形诡，苍皮斑驳，树干粗壮，虬枝盘结，瘿瘤凸起，树根部透朽空洞却卓立干云，拔地拏天。树冠部三两根大枝斜逸而出，如同鲲鹏展翅，枝头嫩叶婆娑，一派生机欣荣。图中选取了仰视的角度和汉柏最壮观感人的一个侧面，通过精确而略带震颤的笔触，描绘了汉柏虽老态龙钟而又青郁葱茏、风发向上的精神面貌。而这种面貌，也寄托了乾隆对于母亲长寿安康的祈望。《群芳谱》中本就有松以千年柏以万年，故柏久于松的说法，而且，乾隆母亲的生日就在11月，所以，对嵩阳汉柏的图绘，其意义已超越了纪实本身。

此年，乾隆不只一次的绘制《嵩阳汉柏图》，见于《石渠宝笈》著录和实物的共有四幅。这四幅中，除了《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的《汉柏图卷》已佚之外，其余三件均作于1750年冬。其创作时间依次为：作于孟冬的“保利本”、作于仲冬，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慎修思永”的同名“巨轴本”、作于腊日且本幅有大臣嵇璜、梁诗正、汪由敦书题恭和御制诗的同名“横轴本”。其中后两件均藏于故宫博物院。

三幅作品采用的都是同样的构图，即并非正对树根部的朽坏空洞，而是从一个侧面取势。除了“巨轴本”在空洞处用双钩勾写楷书“汉柏”二字外，三本中汉柏的形象几乎像“拷贝”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汉柏形象应是乾隆在嵩阳书院时命人写生下来的，而这三本汉柏图，均是这个写生本生发、加工出来的。这当中，不排除有词臣或宫廷画师的协助，因为在故宫收藏的许多乾隆御笔画的创作中，先由他人用淡墨细线勾勒底稿，再由乾隆绘制，或是乾隆先行图绘，再由他人收拾、美化的的情况都在在良多。即使都是画师或词臣的手笔，乾隆也会毫无障碍的题写、钤盖自己的款印，但这类作品多尺幅较大，笔墨精能细巧。但不管是否亲笔，并不会失去其历史和文物价值。

我将这三本仔细加以比较，发现三棵树的叶子烘染的手法几无差别，其中“保利本”虽然尺幅最小，但在树干、枝杈的用笔上反而比其它二本显得更为稚拙生涩、不太在行，特别是将“巨轴本”与它相比，二者在画技上的“拙”与“巧”，差别还是蛮大的。

另外，虽然都采取同样题材和构图，但三图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异，除了创作日期、作品尺幅、钤盖印章的不同，还有就是乾隆书法的位置和内容，“保利本”与“横轴本”所书虽均为“汉柏歌”，但前者书法在柏树正上方，几乎与所画柏树等宽；后者则将歌与题记书于柏树之左上方；二图的诗后题记文字也迥然有异，“横轴本”曰：“今秋巡豫过嵩阳书院，见汉柏二株，其大者尤奇伟盘郁，爰题是篇且图之以归，冬夜乘兴复成此图，追溯前游，亟更弦朔再书原作，并志岁月云。庚午腊日御笔”。而“巨轴本”仅画幅宽就广至三尺余，其上书御制“古柏赞”并记云：“郁郁嵩阳，枚枚书院，仙柏挺生，代纪炎汉。匪汉伊始，锡名始见。伯仲大椿，招摇佺羡。予奉慈闱，省方周甸。望古徘徊，祝厘宴衎。绘图以归，璇宫拜献。正值称觞，日长彩线。凤翥鸾翔，金辉玉灿。怡颜顾之，同增遐算。如呼其三，永寿于万。乾隆庚午仲冬之月敬写并赞”，此赞见于《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二十八“赞”页七。

对于清代帝后书画而言，一个题目或构图重复创作多本的情况不足为奇，尤其是在乾隆笔下更是屡见不鲜。如每年至少一到两件的《岁朝图》、如大同小异的《四友图》、以及有四本之多的《狮子林图卷》、三本的《夷齐松图》卷、《临董其昌书古柏行并画古柏图册》以及双胞的御赏《游戏黄庭图卷》、《西湖图卷》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但凡他看重的东西，无论是他御用的对象，还是铭心刻骨的美景，他总是不厌其烦的描绘它们，和四本《狮子林图》上数以百计的题诗相比，和分别在北京、承德花费数万两白银仿建的“狮子林”相比，乾隆连画四幅《嵩阳汉柏图》的绘制反倒显得太过“理智”了。

乾隆对嵩阳汉柏的绘制，与其说纪实，不如说是形式大于内容，符号更重于形象。他的题画诗虽然以杜甫《古柏行》来比兴，但毫无“诗史”俯仰身世，抒发不平的沈郁悲凉，他的画中也并未以点墨反映千年书院的沿革和现状，反倒借汉浮丘伯和周武王之典，不无得意和炫耀的将自己的画作展示给世人，从而使他的诗与画变成了他步武先圣脚踪，彰显盛世“文治”，甚至是祝福圣母万寿的载体，一棵树被赋予这许多的涵义，可谓乾隆“学步”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