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放鹤图》纸本设色，纵135.5厘米，横69厘米，所绘乃借北宋诗人林逋“梅妻鹤子”典故描绘西湖风景，是董邦达的如意之作。董氏是浙江富阳人，富阳山明水秀，地近杭州，两地相距仅三十余公里，当年黄公望作《富春山居图》，画中所绘正是从富阳到桐庐那一段被称作富春江的两岸景致，而起笔那一段就是董邦达的家乡。自幼为山水浸润，又受诗文熏陶，作《孤山放鹤图》无论从人文还是自然的角度来说，都是董邦达谙熟于心的题材，故而绘来轻松自如。董氏作山水，上窥董（源）巨（然）黄（公望）王（蒙），近学董其昌，论者有“古今三董相承”之说，将他与董源、董其昌连成一脉，既是言其师承，也是对他的褒奖，评价不可谓不高。所作善用枯笔，线条干而毛涩，并以涩笔皴擦，注重烘染，所以董氏山水给人以轻盈柔美、明快流畅的视觉感受。

       此画作于何时画家没有交代，以乾隆皇帝“丙寅（1746）首春”在画上御题推断，作画的下限应该在乾隆御题之前，而上限为乾隆九年（1744）六月之后，也就是1744年6月至1746年2、3月之间。因为乾隆九年六月之前，董邦达在詹事府任右春坊中允，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机构，也不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因为清代自雍正朝开始，詹事府的职掌起了重大变化，它本是一个管理太子宫内事务的机构，但是清代自雍正朝开始不立太子，它的职能就等于被废了，而机构依然保留，成了皇帝安置文学侍从和备翰林官员升转的衙门，所掌为经史文章之事。左、右春坊中允是詹事府的中下属官，尽管官阶正六品，但是难以进入皇帝的视野。而正是这个时候，董邦达获得了充日讲起居注官的机会，虽说与“中允”而言这是平调，但却被调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上：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从此他得以亲近乾隆，仕途开始朝阳，《孤山放鹤图》就是在他获得这一平调之后所作。

       上有乾隆御题七言绝句二首，并钤起首印“研露”及“乾隆御题”，“含经味道”款印，这是乾隆对身边侍从进呈书画的惯常钤印，印见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两首诗则收入乾隆《御制诗集》初集卷二十九中。从诗的内容看，这是乾隆专门为董邦达这幅画而作，这对刚刚从右春坊中允充为日讲起居注官的董邦达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其实，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董邦达以其人品、才学乃至所擅之书画不仅在朝廷内部赢得了口碑，也日益为乾隆皇帝赏识和信赖，他一生职务变迁极多，几乎成了乾隆皇帝急需时的备用人选，都与此有关。及至晚年，在工部、吏部、礼部之间被频繁调遣，并一度兼任工部和礼部二部尚书，还数度以尚书之衔担纲殿试读卷，乾隆三十一年，更得殊赏，赐予紫禁城骑马。但是他毕竟老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十岁的董邦达深感疲惫，身体出现了衰象，于是向乾隆皇帝请辞，乾隆仍不舍这位老臣，以体恤之怀谕旨吏部：“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不必解任”就是让他带职休养，别的不说，仅从俸禄这一点看，如果致仕（退休）在清代非世袭之官得俸是原职的一半，而带职休养，尚书在清代官阶为从一品，依顺治元年所颁俸禄标准，年俸银加柴薪银两项合计为327.8两，可见乾隆皇帝对董邦达的厚爱。但是两个月后董邦达就因病去世了，乾隆皇帝再下谕曰：“礼部尚书董邦达久直内廷，奉职勤慎，前以衰病乞休，特加恩给假调理，以冀渐痊。今闻溘逝，甚为轸惜，所有应得恤典，该部（礼部）察例具奏。”“应赔银两，着加恩宽免。”清代皇帝对大臣是有考核的，董邦达去世后，乾隆宽免他的应扣部份，这样的待遇不是所有大臣去世后都能享受到的。以“文”字加谥，谥号文恪，这也是朝廷给他的崇高哀荣。

       关于这幅作品，还有一点值得谈谈。此画以西湖为题材，除了董邦达来自那一方水土以外，与乾隆皇帝初次南巡一事大约也有关系。早在乾隆九年（1744）朝野内外就曾传言乾隆皇帝将有南巡之举，兵部尚书讷亲于这一年奉命视阅江南就被视为是替乾隆南巡打前站作准备，结果因为昏庸的讷亲动作过大，并且过于奢侈遭到普遍议论，最后是否因为讷亲的误事推迟了乾隆南巡不得而知，反正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直至乾隆十六年（1751）春节之后才成行。这期间董邦达因为母亲去世返藉丁忧，《孤山放鹤图》是其丁忧回京后所画，时间、题材都与乾隆将有南巡之举巧合。他在皇帝身边当差，对乾隆的行踪有所了解完全可能，绘一幅合乎皇帝心情的画以博乾隆欢喜，也是合乎情理的。

《孤山放鹤图》民国初年为江苏吴县人、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的著名收藏家章保世收藏，后归民国著名收藏家、实业家王有林收藏，是为难得。 （胡西林）